配资股票最新价格牛油果阿姨与啤酒阿姨：一个老外的上海十八年｜书摘

【编者按】2005年，24岁的沈恺伟离开美国，到中国香港做厨师，随后在上海浦东香格里拉酒店餐厅工作，再然后，他开始为媒体撰写美食评论文章，并长期留在了这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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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花16个月评测了52家上海小笼包店，创作了《上海小笼包指南》，并一时成了网络红人。事实上，当时的沈恺伟在上海的生活正面临鸡飞蛋打的窘境：结束一段婚姻、搬离一处旧居、面对情绪问题困扰……他将个人的喜怒哀乐与这座城市的经历见闻融汇在一起，写成了非虚构作品《洋盘：迈阿密青年和上海小笼包（一个老外的上海十八年）》。

该书延续了何伟《寻路中国》以来外国人旅居中国、了解并叙述中国故事的写作模式。在书中，作者真实地探究了生活在中国意味着什么，对于上海读者而言，他的局外人视角既是新鲜的，也唤起了一个时代的共同记忆。

2012年，沈恺伟在夜店打碟

沈恺伟的祖上曾经在清朝末期作为传教士抵达中国，并在这里待了五十年，创立了学校、教堂和医院。当沈恺伟被中国吸引之后，他才得知这段往事，并视之为冥冥之中的安排。两代人相隔100多年的中国“冒险”经历形成历史的呼应。

在中国的这些年，沈恺伟热衷于在城市中漫步，沉浸式体验上海生活，正如现在的 Citywalk 一样。他一边探索和品味中国食物，一边也以此为渠道理解中国人和中国社会。作为美食评论人，他经历了上海餐饮行业在过去20年间的巨大变化，并是其中一些品牌发展的见证者和亲历者，正如这篇《牛油果阿姨与啤酒阿姨》所讲述的。

牛油果阿姨与啤酒阿姨

（只要你走出去看看，这座城市就总会给你带来惊喜。）

沈恺伟/文

她是卖蔬果的小贩，只有一间店面，开在昔日的法租界内，那条街有点抵制士绅化的气质。我的朋友们压低了声音风传她卖的罗勒、烟熏三文鱼和牛油果都很便宜。那是在2007年的上海，这种坊间流传的小道消息就堪称“重大新闻”了。那时的上海还没有数以千计的西餐厅，不像现在遍地开花，我们亲自下厨做饭的机会比现在多得多，因为不得不自给自足。

进口超市是有一些，但都很小，而且宰得人肉痛：我们在自家国内顶多花20元就能买到的一盒早餐麦片在这儿要卖将近100元！进口超市敢这样抢我们的钱包，就因为我们是束手就擒的猎物。但我的朋友们不算他们的目标客户。我们没本钱，不能在食品店里一掷千金，只求换来乡愁的慰藉。我们都是自愿来中国的，有人为了冒险，有人为了爱，有人为了逃避，但很少有人是冲着外国人能享受到的优渥待遇来的。要为一只牛油果掏50元人民币，我们实在下不去手。他们走他们的阳关道，我们走我们的独木桥，小道消息的来源可以是那个脾气很臭但做的酸奶很棒的虹桥法国人，也可以是那个仅限周末有售且数量有限、地点神秘莫测的墨西哥卷饼铺。

所以，当拥有一间普普通通蔬果店的36岁的姜勤决定在几盒牛油果上赌一把时——以进口超市抢钱价的三分之一价格出售——消息眨眼间就传遍了黄浦江南北。等我知道这个秘密的时候，她还找到了新鲜罗勒、松子和帕尔马干酪的供应商，她总是把这些东西搭在一起卖，认定我们要做意大利青酱的时候必会购入大把罗勒（倒也没错）。她总会在冰箱里为我们保留几片烟熏三文鱼，还有一些她批发买来但一勺一勺散卖的干香料。在某些人心目中，她的雅号就是“罗勒阿姨”，但在旁人看来，她不过是个精明的蔬果店老板。当时正值牛油果的飙升期，在美国，它从一种有益的加州水果迅速变成了文化现象，一种青春和健康的标志，铺在烤面包上就好了。所以，这是不可避免的——只要她把放着牛油果的扁平盒子搁在店门口，也就是法租界老外聚居区的人行道上，姜勤就注定会成为“牛油果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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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勤高中毕业后从南通来到上海，她的父母都在这里卖地毯。她的个头娇小，留着男孩式样的发型，但她不喜欢卖地毯的生意，所以找了一爿小店面，开始卖蔬果。她很会做买卖，也善于为顾客觅到特殊商品，这一点得到了家住附近的某位法国女士的由衷认可。这位法国女作家当时在写一本烹饪书，需要一些食材，都是在15年前的上海很难找到的东西，姜勤很愿意帮她忙。所以，当法国女士问起牛油果时，姜勤当即拿出她放在店里的中英词典，查到了这个单词，并展开了搜寻工作。

“卖不动！”水果批发市场的关系户这样回答，把她打发走了。她坚持要买，后来她告诉我，她要买就要先垫付——给批发商一大笔定金——否则批发商们不会冒险进口牛油果，因为谁也不能保证能卖出去。那时在中国，牛油果还不为人所知。谁会去买一种黑乎乎、油腻腻的水果呢？

几年前，姜勤告诉我：“一开始的几个月里，我是以成本价卖的。我根本不知道有没有人会买，所以只是把它们摆出来看看。” 慢慢地有顾客了，她才开始在成本价上加几块钱卖。

现在，她每天能卖出几百只牛油果，一箱一箱地堆放在柠檬和胡萝卜的箱子中间。有一次，墨西哥总领事亲自带了一块牌匾来到她店里，感谢她大力支持墨西哥牛油果。（墨西哥、智利和秘鲁都在争夺中国的牛油果市场份额。）

时至今日，她已超越了“牛油果阿姨”这个大名。开放的理念、尝试新食材的魄力敦促她开发了各式各样的产品，从石榴糖浆到西藏藜麦，她已成为精明女商人的标杆，善于洞察顾客的口味，始终以低价在竞争中获胜。她从家乡带来了几个江苏亲眷，他们每年工作362天，每天从天亮干到深夜，只在除夕和新年的头两天休息。几年前，她盘下了旁边的店面，规模扩大了一倍。她的女儿——我以前总看到她在店铺后头做作业——现在已拿到了体育管理学的大学文凭。牛油果阿姨干得真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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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的一个周日下午，我和女朋友Tse一起出去散步，顺便遛她的狗。Tse和我喜欢探索新路，去我们以前没走过的街巷，那天，我们刚从可以让狗撒欢儿的华山绿地出来。我们有的是时间，尽可游荡。

我和Tse在一条无名小巷口的便利店外停下来。那是一家自营的小卖部，不是连锁的大品牌店，玻璃墙上排布着好多啤酒，都是我们从未见过的牌子。那时我还喝酒，我喜欢啤酒，但上海的啤酒品种仅限于国产品牌和少数进口啤酒，主要是比利时的。精酿啤酒在美国很流行，在中国却不行。我绕过街角，走到店门口，一下子就被惊到了！ 6只饮料冰柜在人行道上一字排开，里面摆满了外国啤酒。那阵势俨如商贸特展，而且都能买。店内的货架上摆放着更多不常见的啤酒，包括我这辈子都没见过的一些牌子。柜台后面坐着一个呆头呆脑的少年和他的母亲，旁边有台复印机。他们是怎么搞到这些啤酒的？从哪儿搞来的？为什么只在这儿有卖？

2015年，啤酒阿姨在自营的便利店里摆了6个饮料冰柜卖啤酒

我问那个当妈的，但她一副不以为意的样子。“我就喜欢喝啤酒，”她对我说，“我卖的每一种啤酒我自己都喝过。”我和女朋友继续逛街。那时，我俩都已在这个城市生活了10多年，真没想到会在这儿——离我们的住所这么近的角落里——发现这等宝藏。

过了几天，我带着几个喝啤酒的朋友来了，兜里还有向编辑申请的采访经费。我向一个英文网站报了选题，打算写一篇相关的文章，所以，我可以在这些稀罕的啤酒上豪掷1000元——有些啤酒的价格真心贵。小店老板在人行道上摆了些户外桌椅，我和这帮酒友就坐成一圈，一边喝，一边听张银娣慢慢讲述她的故事。

张银娣40多岁退休后开了这家小店，但她从未向我透露过她本来是做哪个行当的。小店的主营业务是复印：要去对面派出所办事的人都需要复印件，一张两块钱，但她烦透了复印业务，讲真，她只想喝啤酒。她对卖酒一无所知，甚至不知道该怎样正确地储存啤酒，她联系了几家啤酒供应商，就跟他们说：带一箱酒来——不管是哪个国家的，也不管卖什么价钱，反正把他们手上有的所有啤酒都带来就好了。她会在货架上、冰箱里摆几瓶，她心想，就算没有人买，自己总归要喝的。不亏。

啤酒供应商们互通有无，消息传开，很快大家都知道了：不管你库存什么，这位女士都会买一箱，不用验货，不谈价格。啤酒供应商开始带着啤酒来找她，全都是刚刚进口到中国的新货色。她搜罗到的啤酒越来越多。她在店外摆的冰柜也越来越多，到了晚上，就用自行车锁链锁起来。有些附近的酒客很认可她选卖的啤酒，更赞赏她每天24小时营业。因为地理位置有点偏，颇有点酒香巷深的味道。再后来，我来了，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日下午漫无目的地游荡到她的店门口。

我写了一篇关于张银娣的短文章，拍了她的照片，她笑得很灿烂；我觉得她和之前写过的“牛油果阿姨”很登对，就开玩笑地给她起了个雅号：“啤酒阿姨”。我去编辑那儿报销了酒钱，就把这件事忘了。几天后，我的编辑把这篇文章发到了微信平台。不到一天就有了20万浏览量。张女士和她的小店眨眼间成了网红。本城的啤酒爱好者从四面八方涌来，把她冰柜里的酒都喝光了。这篇文章又被转载到其他媒体平台，反响不断，经久不衰。啤酒阿姨就这样成了超级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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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我跟别人讲起这件事时，总会提醒自己当心点——别搞得好像我在吹牛。是我给张银娣取了“啤酒阿姨”的名号，没错，也是我给她带去了第一拨顾客，但那之后发生的一切——“啤酒阿姨”开了连锁店，出售几千种啤酒，出国拜访啤酒商——这一切都归功于她自己。我只是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擦着了火花，但点燃旺火的人终究是她自己，那是任何人都没预料到的。与姜勤不同的是，张银娣充分利用了“啤酒阿姨”这个昵称，用它做店名，还把她的肖像用在了商标上。她抓住了机遇，从小便利店的复印机后面走出来，先在隔壁开了一家专营啤酒的小店，接着盘下2楼，接着找到更大的店面，如此这般，一家更比一家大，直到一两年前，她在松江开了4000平方米的啤酒店。最近一次听到她的消息，说她正在计划开酒店、开啤酒博物馆、开更新更大的啤酒店……

我为张银娣感到高兴，更觉得好笑——她的品牌竟是我随口为她起的。但我不太和她碰面。5 年前，我的抑郁症复发，比之前更严重，我开始服用各种强效抗抑郁药。医生不许我喝酒。甚至连一口啤酒我都喝不下去。所以，从2017年至今，我完全没喝过酒。

我最后一次见到啤酒阿姨是在几年前，当时有个朋友从美国来，他也是参加当年小店门口的第一次啤酒聚会的酒友之一，那次聚众喝酒引发了后来的这些故事，他每次回上海都想去看看张女士的店。那天晚上，我们去了她的一家店，事先没和她打招呼。很多人站在外面等位，但张女士一看到我就大呼小叫。更令人尴尬的是，她让一对男女客人当即站起来，挪到旁边那桌，和别人拼桌，好让我们有桌子坐；然后，她拿来一杯又一杯的啤酒让我们尽情品尝。顾客们纷纷转头来看，想看看啤酒阿姨的座上宾是什么人，竟会由阿姨本人亲自接待。在我们周围，大家都喝了不少，越来越喧哗，不停地从啤酒大厅两旁的几十个冰柜里拿新酒来喝。张女士渐渐融入背景，去忙别的事儿了，让我们自己喝。（我喝的是冰茶。) 虽然我没有这个权利，但我真的很自豪。张女士抓住了良机，让自己改头换面。现在，每个人都知道她的大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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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十几年来，我一直住在姜勤的店附近，她卖的东西我几乎都买过了。刚开始去的时候，我还是个瘦巴巴的年轻撰稿人，满街找素材，晚餐前路过她的店就买点食材，或是在周末冲到她店里，在朋友来我家聚餐前买点急需的食材。她比我大10岁，我们都变老了。有天下午，我和一个朋友路过她的店。我们停下来和她打招呼，她对我朋友说：“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他很瘦的，很年轻。现在你看看他！又胖又老，中年人啦！”她笑着摇摇头，但我心里有点痛。我怎么能告诉她发生了什么事呢？我该从何说起呢？我说了再见，走了。

事实上，我和牛油果阿姨的关系早已成了往事，也许，她这些听来带刺的话是在提醒我：我该多多回去光顾。但从很多层面上讲，上海本身也已今非昔比。牛油果不再是进口超市里卖给外籍人士的奢侈水果了，中国大城市的居民们都早已接受；几年前我为加州一本杂志写稿时了解到，在中国，牛油果最常见的吃法不是铺在烤面包上，而是给婴儿和给坐月子的妈妈们吃的（进口）安全且（相对而言）不太贵的营养品。在中国，牛油果算婴儿辅食。最好的牛油果也不贵了。中外农产品公司配备了“催熟室”，牛油果和西红柿、香蕉一样，会在精心调控环境条件的催熟室里得到养护，经过特定的加热和冷却周期，接触乙烯气体，从而启动水果的自然成熟过程。

牛油果阿姨的故事走向也差不多。上海在发展。就在姜勤所在的街区，她的小店卖的所有东西几乎都能在好几家香港人开的进口超市买到了，还有盒马、淘宝这类网店可以用。如今，不管外籍厨师需要什么，几乎都能网购并送货上门。那么，牛油果阿姨的生意何以为继呢？欧洲人？也许吧，他们习惯了每天去店铺亲自选购食材，通常也都喜欢和店主交朋友。还有那些中文不够好，所以无法驾驭网络购物平台的外国人。还有某些在下厨前一小时发现自己忘了买什么东西——比如立刻马上需要一把罗勒的人。

还有谁？

我不知道——我有时路过她的小店会进去打声招呼，但已经很久没买什么了。

现在，我的酥油是在淘宝买的。

现在，我的牛油果是盒马送上门的。